李舵的人物经历

1. 李舵的人物经历

李舵，1958年毕业于北京第101中学高中。历任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北京文学》副主编。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2. 李舵的介绍

李舵，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人，傣族， 原名孟克勤，著名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家、电影编剧。他所写的《愿你听到这支歌》曾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参与创作了《李四光》《沙鸥》等电影剧本。

3. 李舵的个人作品

 11月26日夜，李舵现身广州，面对本报几位同仁再次强调：“现在国内的文学批评有点溃不成军。”1978年，39岁的“产业工人”李舵正在贵阳修改关于李四光的剧本，电话传来，他的短篇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李舵从北京石景山的一家重型机械厂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成了一名“驻会作家”。“驻会作家”李舵看了很多外国作品后，开始觉得自己这么写作不行，1982年他决定暂时放下小说，先做积累，结果“小说就一直放下，最后就变成搞文学批评的了”。1986年，“文学批评家”李舵又调到《北京文学》当副主编，跟主编林斤澜搭档，推出了很多先锋小说，比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1989年6月2日，应芝加哥大学之邀，访问学者李舵前往美国。一访就是5年，1994年李舵才第一次回国，此后他又陆续在伯克利大学、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密歇根等大学当访问学者，教中国现当代文学，直到现在。 1980年代，各个编辑部还都把“为他人做嫁衣裳”当作编辑的天职。当时文学的繁荣局面，得益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而且编辑大都是有文学理想的人，那种文学理想，跟“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期刊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时编辑一旦发现好作品，就会把作者请来，住下改稿，成熟了就发表。发表后还会请作者来开会。其他刊物的编辑看到新作者的出现，也都会马上约稿。编辑部内部气氛也很活跃。一篇文章来了，年老的说不能发，年轻的说一定得发。类似冲突是各个编辑部的常态。1980年代的批评也是有权威性的。即使是在官方政策制约下的批评家(以下简称为“官方批评家”)，也是有权威性的。“伤痕文学”，就是在官方批评家的提倡、鼓励、刺激下发展起来的。不少官方批评家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是批评家了。不像现在，很多官员都不懂行。再者，相当一部分官方批评家人品很好。比如夏衍就具有某种人格魅力，对他的权威，作家有所反抗，但也乐于服从。第三，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一个共识之上：“文革”后应该有个新局面。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这点上，官方批评家、非官方批评家、作家又是一致的。最典型的是冯牧，很多作家一直都非常尊重他。他既是全国作协的领导，又是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家。有时他要拿出官员身份，进行政策实施；而作为批评家，他又要维护好的作品，鼓励文学思潮。这两个身份的内在冲突，让他左右为难。1985年以后形成的新批评家群体，他们的权威性来自文学发展的创新诉求。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的问题上，官方批评家总是顾虑重重。而新批评家想的就是文学本身。可以说，“纯文学”潮流并不是作家创造的，而是新批评家创造的，至少是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创造的。当时的情况，首先是作家走在前面，而批评家则把大旗树起来。1980年代初，官方批评家，如冯牧、雷达都是伤痕文学的支持者、宣传者，可我们都很怀疑，觉得伤痕文学不是我们期待的文学。然而我们的期待也很模糊。汪曾祺的《受戒》之后，何立伟、阿城陆续出了一些探索性的作品，但他们没有构成潮流。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把他们看成“寻根文学”的先头部队。等到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面世，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也正是这些作品，造成了当时批评界最严重的分化。如何看待虚构的历史？如何看待跟社会主义革命无关的小说？官方批评家有点乱了，不少人甚至一下子就丧失了批评能力。这时候，年轻一代批评家站出来了。比如季红真，对阿城作品的诠释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今天看来，那种诠释很成问题，但当时震动很大，因为她根本不提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家都觉得非常新鲜。年轻批评家，像吴亮、蔡翔、程德培，黄子平等人，立刻得到了广泛认同，堪称一夜成名。1987年，余华、苏童、北村、格非、孙甘露、残雪这批作家出来了。但包括新潮批评家在内，大家都没注意。批评界还有人说1987年前后没有好作品，“文学陷入了低谷”。我就在《文艺报》上写了篇小文章，叫《昔日顽童今何在》。我说你们那些造反精神、顽童精神跑哪儿去了？我认为真正的文学革命发生在1987年，这些作家出现以后，而你们这些批评家居然说是“文学低谷”。那篇小文章影响挺大，第二天季红真就给我来信，问我那些作家是谁，上哪儿看他们的东西。于是新潮批评家们又开始关注实验小说这个新潮流。在此之前，对寻根文学的诠释当中，官方批评家还有点犹豫。实验小说出来以后，他们就立场鲜明，完全反对。而对实验小说的肯定，再次确立了新潮批评家的权威性。新潮批评群体的成员，一般来说，跟作协、文联系统的关系都很疏远。最典型的是蔡翔，他原来是工人，写了很好的批评文章之后，被调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在编《上海文学》理论版时，他仍然坚持撰写独立的批评文章。当然，新潮批评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成了作协会员，但一开始都不是。当时发表批评文章的文学刊物很多，最多的是《上海文学》、《文学评论》、《文艺报》、《钟山》、《花城》、《中国作家》等刊物。这些刊物，两边的批评家都可以发文章，没有哪个刊物专门发新潮批评的。但是说实话，我当了《北京文学》副主编之后，某种批评家要发东西就很困难了，除非有上级命令。《上海文学》也是这样，不会主动发某种批评家的文章。1980年代，由于精神生活长期匮乏，所以全民都热爱文学。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刊物，只要是关于文学批评的，也会很快就被注意。比如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崛起》，发在一个“很偏远”的杂志上，但当时很轰动，官方批评家都围剿他。全世界都一样，作家一般都假装不在乎批评。1980年代，有作家甚至说，文学批评只不过是长在文学这棵树上的蘑菇。但作家都偷偷看批评；不但看，批评还能对他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比如寻根文学，作家写出作品之后，批评家将其描述成一种文学思潮。这时，寻根文学作家就比较自觉了，他知道自己是文化寻根；而后来的作家就思考，自己要不要参与文化寻根。当时，还有作家提出意识流写作，批评家就说是“向内转”，结果批评家的说法蔓延开来，“内心叙事”成为统治近20年的文学手段。当然，批评对文学的影响并不是单向引导，而是非常复杂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刺激的过程。比如先锋小说，它就要不断溢出批评的水杯之外，永远给批评家出难题，要跟批评家竞赛。王安忆就是很好的例子。她的《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从虚构到写实，简直是在跟批评家们捉迷藏。我觉得批评对创作的影响是构成一个生态，使得各种文学理念、文学见解、文学方法像交响乐一样合鸣，使得文学不断往前走。但我们从来没出现过像别林斯基那样，能对作家产生致命影响的批评家；也没有产生美国艺术史上的格林伯格那样，能够创造一个时代的人。那个文学和文学批评繁荣的时代，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恐怕不会再有了。 1990年代，新潮批评家群体很快就消失了。年轻的职业批评家，要么到学院去了，要么改行做别的。进入大学的那部分批评家，成了学术机制里的一部分。文学批评应该面对普通读者，学术研究应该面向学术界，完全是两回事。张颐武等学者，习惯于把学术名词搬到报纸上，搞得谁也看不懂，而一些人却觉得很深奥。1990年代初，此风盛极一时。原本不错的批评家跟风而上，也开始生搬硬套一些学术理论，其结果是，批评失去了风格，变得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看批评的人也越来越少。艺术市场化，起源于美术界。1990年代初，画家开始赚钱了，个别批评家就开始写有偿评论。此风渐渐成了美术界批评的潜规则。当文学批评家忙于参加发布会，拿200元钱车马费时，美术界写篇评论已经可以拿几千甚至上万元钱了。于是，这个潜规则又很快蔓延到了文学批评领域。有趣的是，文学批评领域率先实现“市场化”的群体，是1980年代的一些官方批评家。他们的批评与出版、销售合成一体，很快就被“收编”进了商家宣传这个炒作体制当中。商业大潮中，期刊也没法不“湿鞋”。我想，大概只有《读书》至今还没有拿钱买版面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有没有“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读书》就那么几个编辑，也比较赚钱。如果有一天他们也入不敷出，我不知道《读书》能否坚持下去。1990年代，记者、编辑中诞生了一个很大的批评群体，这个群体也很快就与商业机制融为一体了。那种批评无所谓方法，没任何节制，毫无标准地吹捧作品。这样一来，像以前那样对文学创作起着关注、监督、反省作用的批评家队伍就不复存在了。当然，1990年代以后，什么“70后”、“80后”、“个人写作”，看似火爆。不过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些批评家滥用命名权而已。滥用命名权，也是1990年代以后批评家权威性丧失的一个注解。所以，在1990年代，文学批评没什么作用，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销。当然，少数有文学理想的人还在坚持，但人数太少，不能构成生态，所谓———大势去矣。 但是，我不会认为文学真的死了。从宏观的历史来看，文学从来没死过。压迫越深，文学的反抗能量就可能越集中。现在是文学大众化的时代，文学被商业化。商业化对文学的压制，与专制主义对文学的压制不同。但如果把问题抽象一下，就会发现，文学的发展不是被这种机制压迫，就是被那种机制压迫。所以我觉得，现在文学及文学批评面临的问题，无非是在一个新的压迫机制里，寻求新的生存能力和新的可能性。未来的新的文学机制将是什么样的？我想，这个机制很可能是对大众化的一个反动——少数人为少数人写作。1980年代所谓“纯文学”的特点是去政治化。我觉得，未来的“纯文学”很可能是很政治化的，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提出特别强烈的批评和反驳。我觉得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就是一个征兆。它是经过改造的散文，有人说是跨文体写作，但我觉得这个命名不太好。它有点像鲁迅的杂文，但比鲁迅的文章轻灵好看。那些轻灵的散文结集之后，就构成了很厚重的批评。而未来我理想中的批评家群体，应源于自由撰稿人、记者、编辑。必须注意，西方从来都把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截然分开，批评家与学者之间也几乎井水不犯河水。美国的职业批评家收入很高。比如给《纽约时报书评》写稿的人，都很有资历，他们的稿费高到不需要依靠基金会。再比如，《纽约客》派查建英到中国来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就给了她一年的收入。美国文艺批评家能够独立于商业之外，所以拿钱写评论就必然是丑闻。美国的文坛丑闻，我只听说过作家抄袭，没听说过谁拿钱写评论。 李舵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彩云在飘荡。”提起神气秀丽的西双版纳，谁能不为之心驰神往！到西双版纳去，是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梦。这次，我终于飞到了西双版纳，在那醉人的暖风中，观热带雨林，涉澜沧碧水，登傣家竹楼，拍下了一张张珍贵的图片，留下了一串串彩色的记忆……高高望天树到达西双版纳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坐车去了“望天树”景区。这里有一种树叫望天树，在世界上也被列为保护树种。望天树直插蓝天，高约60多米。热带雨林中，有很多藤状植物，像蛇一样缠在大树上。雨林很是幽深，我想晚上走在这里一定是吓人的！小溪很清澈，冰凉。在很多快要腐烂的树木上长了许多的毒蘑菇，快乐的小鸟在密林深处歌唱。后来，我到了一个橘园，后面有一条小河。我非常想拍些完整的热带雨林照片，河中央是最好的拍摄地点，我就往河里走。河底有很多的石头，我走得东摇西晃，歪来歪去的，脚下一滑，尽管没有摔倒，拖鞋却从脚上滑落，漂走了。水流很急，我怕滑倒报废相机，不敢快走。回去后，还吃了一顿傣家风味的饭菜：芭蕉花、烤肉、炒蕨菜……竹楼映蓝天傣族人大都生活在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他们的村寨大多坐落在平坝、江边、湖畔，一座座竹楼掩映在翠竹丛林中。这种以竹木为材料建造的房子，分为上下两层，楼上既隔潮又通风，还可避免毒蛇、蚊虫的侵袭，适宜人居住；楼下可以用来饲养牲畜，存放常用的农具和杂物。竹楼外形像一只孔雀，又像一顶巨大的帐篷遮掩于蓝天绿地之间。当我来到傣家做客时，热情好客的傣族人又是杀鸡，又是宰鱼，把家丽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女人们忙着做饭，男主人一边吸烟，一边陪我聊天。不一会而，一桌香喷喷的傣家饭就摆在竹篾桌上。傣味的品味很多，有用芭蕉叶包裹起来蒸的猪肉，有用竹板夹住或用香茅草包好扎紧放在火上烤的竹鼠，还有烤鱼、烤竹笋、剁生菜等等。有些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让我这个人久住城市的人不仅大饱口服，还长了见识。主人家里的老爷爷蹲在竹楼上抽着自制的雪茄烟，一缕阳光正好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活像一尊塑像。悠悠野象谷西双版纳还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热带雨林中的野象谷。热带雨林的树就像热带的人一样瘦瘦的，雨林藤萝缠绕，著名的植物绞杀，一种无声无息的残酷，就出在这样的地方。野象谷的野象难得一见，谷中有树上旅馆，很传奇的样子，有时间的话可以住在树上等野象，当一回森林泰山。导游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遇到野象没什么，最多回头跑上50米，大象就不会在追了。一句淡淡的话让我们心都提了起来，而野象最终也没有见到。没看到野象，不妨看一场免费的大象表演，那真的是很有趣的场面。大概是因为手中那块甜如蜜汁的热带菠萝的吸引，表演一结束，一头大象直接冲我就过来了。狼狈撤退之际，将手中的菠萝做了贿赂。眼看那大家伙得意洋洋地将菠萝卷入口中还不忘用鼻子将竹签拔出来仍掉，真叫人有点苦笑不得。我顺手给它一块钱，它点头一叫表示感谢，然后踱到水果摊前去买香蕉。最喜欢看大象们排成一行走，后面一个用鼻子牵着前面一个的尾巴。那么大的动物做出那么乖的动作，实在让人无法不笑。妩媚傣寨水五月份，正是收获谷子的季节。傣寨里的人家不管谁家有事，亲戚朋友都要来帮忙。勐腊乡曼那村的爱拉，平日在电站当工人。这天上午村里的几个朋友帮着他把谷子收回来了，中午由他请客，买来烟酒和肉，从自己家的地里摘来新鲜的蔬菜，鱼也是从自家鱼塘里打的，所以，这么丰盛的一顿饭也没花多少钱。下午，他们再一起去帮助他们的朋友波温岁打谷子。将竹席铺在割完的地里，田地就成了打谷场。男人先用自制的农具把割下来的谷子粗粗打一遍，身着色彩鲜艳的筒裙的女人们，手中挥舞着木棰再细细地打谷子。青山绿水映衬下，那就是一幅精心创作的风情画。傣族人对水天生就有一种崇敬感，村寨一般都建在水边，傣族人最隆重的节日是泼水节，他们在村里的饮水井上修建起一座神塔，在装饰得五颜六色的塔身上，镶嵌着许多小镜子，以求得到神灵的保护。塔身将水井盖住，避免灰尘、杂物落入井里。傣家人就连小孩子们都自幼受到大人的影响，从不到井边玩耍，傣家人对关系他们生存的水的爱护可见一斑。村边的小河边成了傣家人的乐园，孩子们整日了泡在河里玩耍，连村中寺庙里的小和尚也不例外。人们在河边涮洗着衣服和新摘下来的青菜；每当傍晚时分，酷爱清洁的女人们就会来到河里洗澡，平日了穿的五颜六色的筒裙，这时变成了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浴罩”浮在水面上，她们有时还在水中嬉戏，在夕阳的映衬下，更显出几分妩媚。笑对生与死坐上竹排在小河上漂流，看着河边一簇簇翠竹、绿树和眼前的这一切，就仿佛漫游在一幅民族风情的画卷里。在西双版纳的傣族村寨了都会有座或大或小的寺庙，他们崇尚的小乘佛教由缅甸传入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认为：“人若生前不积善修行，死后就要在地狱里受尽苦难。”所以深受这种思想影响的傣族人，对人十分友善。西双版纳傣族的男子都要在少年时当一次和尚。寨子里的男孩子到了七八岁时就要进寺庙学习傣文、教规、诵经，经过几年的修行，他们就成为除苦积善、受过教化的人了。成年后，他们可以还俗成家，有的则继续留在庙里深造。寨子了的每家轮流为和尚们送饭，遇到寺庙了举行活动时，每家都要来帮忙，其费用也由各家来分担。傣族人最隆重的佛教节日是“关门节”和“开门节”，这时人们每隔7天就要祭佛一次，寨子里的人们先将寺庙修整一番。祭佛当天，天刚刚亮人们就赶到庙里，男女老少点烛焚香，拜佛诵经，祈求佛祖保佑。诵经的大和尚把象征吉祥的水撒在善男信女的身上，使每个人从心底感到极大的满足。晚上，能歌善舞的傣家少女，就聚集在寨子里的公用竹楼上尽情地欢舞。透过傣家少女优美的舞姿，借着晃动的灯光，我看见在竹楼的一角摆放着几个新做的棺材，这些是寨子里的人为防不测而准备的。眼前跳动的身影，焕发出生的力量和活力，人民尽情地享受着生之快乐，全然忘却了死亡的阴影——或许，生死只在一念之间，正是因为有死的恐惧，生的欢乐才如此真实，生的片段才如此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