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私合营企业有哪些

1. 中国的公私合营企业有哪些

网友：你好！
1、你提的问题范围太大了！现在无法查清！起码是几万家到几十万家！大型股份制企业大部分属于公私合营企业!
2、县、市、省、国家级工商部门都有公私企业登记，目前全国工商系统还没有联网。
你可以到国家工商总局查询！
希望我的答复对你有帮助!

2. 中国建国初期，公私合营的具体情形？

公私合营：
1954年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
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扩展资料：
公私合营的含义中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
什么叫赎买政策赎买政策是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通过和平方式并采取有偿办法实行国有化的政策。
式并采取有偿办法实行国有化的政策。马克思、列宁、恩格斯都曾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对资本进行赎买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根据对我国政治经济条件和民族资本特点的分析，以及历史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有过统一战线的关系，确定了通过对私人资本主义赎买的方式，逐步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公私合营

3. 公私合营中,为什么资本主义家愿意把生产资料卖给国家?

国家政策的要求。
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是在私营企业中增加公股，国家派驻干部（公方代表）负责企业的经营管理。由此引起企业生产关系在多方面发生深刻变化：
①企业由资本家所有变为公私共有，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
②资本家开始丧失企业经营管理权。
③企业盈利按“四马分肥”原则分配。
1954年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
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
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扩展资料：
1956年的上海，如果什么地方传来锣鼓声，那么多半是因为“公私合营”了。这年的木牌销路很好，大家都把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地方国营某某厂”或者“国营某某厂”。
上海的大潮来得算晚的，在这一年的一月15日，2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北京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全部完成，紧随其后的，是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
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按照1956年高潮时的政策，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资本家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也就是说，公私合营后，每年企业向原私股持有人支付5%的定息，作为分红，期限20年。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一定息不但低于多数企业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 
1966年9月，国家停止发放定息，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按照现在的观念，等于一夜之间私人股份被收归国有。
上海的“公私合营”是在1956年全部完成的，但开始则始于三年前的1953年。
这一年，中央下发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成为总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对资改造”最重要的实现形式就是“公私合营”。
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向中央的口头报告中提出，“上海是重点，可多搞一些”。
“今年进行公私合营工作的重点应在上海，其他地区则可少搞一些。因为上海是全国经济的心脏，对全国影响也大，各地资本家也都是看着上海的，因此，上海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一定要稳重，并希望从上海取得一套工作经验。”
1953年底、1954年初，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影响下，不少私营工业企业及企业主主动提出自愿合营要求。从1953年底到1954年3月15日，共有316家私营工业企业向政府部门表示了合营要求，符合政府部门计划要求的有93家，其中不乏一些甚具行业代表性的著名大型企业。
如大隆机器厂、上海水泥厂、浦东电气公司、华生电器厂、信谊药厂、新亚药厂、中国化学工业社、大中华火柴厂、广勤纱厂、三友实业社、大中华橡胶厂、美亚绸厂、章华毛纺厂、景福衫袜厂等等。一些企业在一次申请没有批准后又接着申请，以致终于被列入1954年扩展合营。
如广勤纱厂早在1953年12月6日股东会通过争取公私合营决议后，次日即由董事长携三位股东会代表前往华东纺织管理局面陈合营请求；之后“因时隔已久”，又在1954年7月16日再次正式备函呈请市纺织工业管理局，请求早日批准公私合营，终获允准。
二、“资本家”们积极进行公私合营。
根据当时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的归纳和总结，“资本家在对待公私合营态度方面就已经申请的资本家而言，动机不一，有的是认为迟早要合营，看风使舵、迟走不如早走，争取趁头班车；有的看到别人申请，自己不申请不好顾面子；有的是通过申请进行试探......”
除了这些外，开始于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也对“资本家”们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据记录，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
上海在“五反”运动中，四个月自杀企业主及家属就达到了876人。巨大的压力使很多人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由于资本家阶级已经被列为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的对象，因此无论他们对于合营是持什么样的态度，其根本的动机毫无例外的都被认为是出于私心的。
如果积极拥护合营，有可能被认为是以积极换取政治资本；如果消极对待，就很容易被认为是唯利是图；如果是抵触甚至反对，更会被认定是落后、反动。如某机器厂资方为高级统战人士，对公私合营求之不得。
工作组即认为其是“要求合营是表示进步，以进步来取得党与政府信任和巩固其地位。所以想处处走在别人前头。这样，既有地位又克服困难，真是两全其美，名利双收。”
扩展公私合营中企业选择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手中。只要企业被有关部门选中，资方以及私营企业最后终究会“自愿”走上合营之路。
时至今日，公私合营产生的影响，仍然存在于社会中。如数年前的“王老吉”品牌之争，就是公私合营时非物质资产未明确导致的遗留问题。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公私合营

4. 中国公司法的发展历程

中国公司法的百年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清末(1904-1914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2004年)三个阶段。
其中，中华民国时期又可分为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2-1927年)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又可分为前期(1949-1978年)和后期(1979-200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司法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广义的公司法是指 规定公司的设立、组织、活动、解散及其他对内对外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除包括《公司法》外，还包括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有关公司的规定。

5. 北京烤鸭哪个牌子的好吃

6. 南京吴良材和上海吴良材有什么区别?

南京吴良材和上海吴良材是2个不同公司。
具体区别如下：
1、地点不同，上海吴良材总部上海，南京吴良材总部在南京。南京吴良材地址：南京市秦淮区太平南路357号；上海吴良材地址（上海三联集团公司）：上海市南京东路463号－477号。
2、公司法人不同。上海吴良材是属于上海三联有限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浦静波；南京吴良材的法定代表人是包春发。
3、创办时间各不相同，南京吴良材晚于上海吴良材。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56年，是全国唯一一家专业经营钟表、眼镜、照相器材零售批发的企业集团；南京吴良材有限公司：1979年11月13日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

扩展资料
南京吴良材是民国时期上海吴良材设立在南京的分公司，后因解放后公私合营，分别并入了当地的百货公司而分家，之后南京吴良材在1979年恢复工商登记，而上海吴良材在1982年才恢复工商登记，1989年注册商标上海吴良材。
上海吴良材对于南京吴良材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吴良材”商标上。1989年10月，上海吴良材获得首个“吴良材”注册商标专用权，核定使用商品为第9类，此后又先后在1999年6月、2004年8月、2010年2月获得3个“吴良材”注册商标专用权，覆盖了眼镜服务行业涉及的领域。
就上海吴良材和南京吴良材的发展历史来看，主观上不存在需要滥用他人劳动成果、商业信誉的问题，南京吴良材也为“吴良材”的商誉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
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亨得利、雷允上，这些案例最后的处理结果都是允许共用，但为了不让消费者混同，一般会要求各方在使用名称时加以区分，比如“南京吴良材”、“上海吴良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南京吴良材眼镜有限公司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上海三联（集团）有限公司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上海南京“吴良材”争讼再起 专家:尊重历史共同发展

7. 中国能有腾讯、阿里，但是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一样有那么多的百年企业？

首先，不妨以几个熟悉的案例作为切入点去理解。腾讯从1998年成立到今年才21年，但市值高达3.2万亿港币，市盈率36倍。简单想象一下36倍的市盈率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未来腾讯没有增长，那么今天花36元买腾讯的股票，需要等上36年，才能够通过挣利润把本钱赚回来。如果这样马上就有一个新的问题——腾讯能不能够活过36年？如果不能，可能根本没办法把本钱赚回来。而阿里集团市值更高，3.4万亿港币，市盈率为50倍，运用同样的算法则要等上50年。50年以后，我不知道马云还在不在，但是阿里集团50年以后是不是还活着？我心里有一点拿不准，没有那么强的信心。

回归到A股上市公司，宇信科技市盈率3065倍，中国船舶市盈率2164倍。但有几个中国公司活过3065年？或者再稍微把标准降低一点，有没有中国公司存在了2164年。从具体数据来看，到2012年底，日本有21000家公司寿命超过100年，有3146家公司寿命超过200年，是全球数量最多的，同时有7家日本公司寿命超过1000年。相比之下，在中国超过150年历史的老店很少。
那么，为什么今天中国没有那么多百年老公司？第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并不是说到了1949年中国就没有那么多的百年老公司，那个时候有很多家族企业活过了百年。
但之后，50年代早期的的公私合营，1957、1958年土地的进一步集体化、国有化，把中国原来传统宗族、家族企业能持续下去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私有财产基础结束掉了！
此前，与会者也说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爷爷、父母这一辈，没有人教给我们如何让家族企业传承下去的技巧。原因是什么？因为在50年代公司所有私有财产国有化，土地也被集体化、国有化之后，我们爷爷、父母这一辈根本用不着教我们如何让家族企业以最大化的概率发扬光大下去！道理很简单，没有私有财产，所有家族传承的技巧便是一个多余的话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香港有很多咨询公司帮助国内企业家重新把如何让家族企业传承下去的老话题捡回来。
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所有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这个现象是否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朝代稳定对于家族企业的传承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如果是这样，每次改朝换代，家族企业都要重新洗牌。在中国历史上（20世纪50年代之前），家族企业唯一一次大面积的洗牌在唐朝末年公元880年左右，黄巢起义打进长安后，基本只杀贵族和家族企业的人。在黄巢起义之前，很多家族企业基本从汉代就一直开始延续（超过600年）。因此在中国朝代更替下，家族企业照样可以继续把家族企业经营下去。

当然到了20世纪，情况就不一样。今天公司寿命的长短对于公司投资价值影响很大，甚至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时候想象一下，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类公司的投资，如果100年后公司是否依旧存在是你考虑的一个决定因素，你更愿意投民企还是国企？你觉得在中国未来一些年里，能够实现竞争中性吗？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在竞争面前都是被同等对待的吗？也许在别的国家可以。对于我而言，不是我喜欢国企，但如果我从投资者的角度去想，国企有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门去安排接班的问题，并且有金融资源的支持。这样一来，对民企的长久存活能力影响很大。
那么，原来的民营企业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存活的长久？
第一是让自己的子孙通过科举考试，去做大官！一个案例是山东济宁的老字号公司玉堂酱园，公司成立于1714年，是由苏州人戴玉堂在山东济宁开建的一个酱菜馆！公司经历多次转型——1816年，公司被两江总督孙玉庭跟济宁的一个药材商接手，1905年，另外一个股东冷氏从公司退出，50年代初，公司被国有化。

8. 荣氏家族历史

一、姓氏来源  一是远古黄帝时代，有个音乐家叫荣援，为黄帝铸造了12铜钟，荣援就是荣姓的始祖；  二是上古周成王有个卿士受封于荣邑（在今河南巩县一带），称为荣伯，子孙以邑为姓，相传姓荣。  二、郡望堂号  秦置上谷郡，现在河北省保定市。风俗通》记载：周成王卿士荣伯之后，以邑为氏。望出乐安、上谷。  三、历代名人 荣启期——春秋时期的学者。孔子游泰山，见启期鹿裘带索，鼓琴而歌，便上前问他：“为何而乐？”，他回答说：“我乐最多。天生万物，人为贵，我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我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我行年九十矣，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孔子听后表示佩服。  荣瑄——明朝琼州人。荣琇弟，早孤，与兄荣琇事母以孝闻。  荣德生——名宗铨。江苏无锡人。早年与其兄宗敬经营钱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起，先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保兴、福新、茂新面粉厂和振新、申新纺织厂。至民国11年（1922年），有面粉厂12个，纱厂4个，后申新增至9个厂，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民国7年至民国10年先后当过江苏省议员和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国民党政府时期，历任工商部参议，中央银行理事，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 荣氏企业是旧中国资力最雄厚、规模最宏大的民族企业集团，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一个极令人注目的家族。因其当时在面粉业和棉纺业雄届首位，而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称。  荣氏企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兴旺发达起来，关键在于他们善于“育己育人”。  在荣氏家族中，每个人的个人修养与素质几乎各有千秋，但又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是爱国，有气魄，有能力的民族实业家，都走在“实业救国”的道路上。  荣宗敬，荣氏企业缔造者之一，他与弟弟荣德生共同把荣氏企业发展成规模巨大、资金雄厚的民族企业。荣宗敬(1873—1938)，7岁进私塾。14岁到上海当学徒，后因病回乡，15岁到钱庄习业，19岁师满到上海森泰蓉钱庄做跑街，承担包揽生意，联系客户业务。他求知心切，专心研究业务，勤奋诚恳，且办事认真细心，并掌握了不少资金的调拨运用和棉麦产销方面的知识，为日后自办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他是家中长子，胆略大，善于冒险，有魄力，为以后控制荣氏企业总系统做了坚实的铺垫。荣宗敬领导时期的荣氏企业中，他的地位是任何荣氏家族之中的人不能相比的。他办事认真，精通业务，从经营第一个面粉厂到荣居荣氏企业总经理的近20年中，他的企业经营能力、经营策略、经营思想，使企业获得巨大发展。  他有胆有识，1917年他竟以40万元冒险买下旧机较多的恒昌源纱厂，后来盈利颇丰。他的领导能力极强，使全系统的管理极为统一，在人才的管理、利用、培养方面他也做了明智的决定。  荣德生(1875一1952)，荣氏企业缔造者之一。因4岁才学话，邻人称他“二木头”。他9岁入私塾，15岁由兄荐到上海钱庄学艺。而父笃信书中“四十五岁有子入拌池”之说，一心望他苦读学优做官。可荣德生认为“回去读不成，被人窃笑，不如学商，当留心，亦可上进”。于是，他刻苦学徒，钻研业务，深得老板器重。18岁时到父所在厘金局任帮账房，他得此美差更孜孜工作，发奋自学，为后来经营企业做了充分积存。荣德生经营才能出众，有远见。他专心致志地把毕生精力投入自己的事业。荣德生精心经营企业的同时，又进行灵活的改革，尤其在利用企业人才、培养人才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虽然身为资本家，但他却能“对于工人已有相当之谅解”。荣德生的“大量生产”的经营战略，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一生中，总是将企业的资本积累用于扩建新厂、购买新机器之用，用“滚雪球”的方式挣取大量金银。他和哥哥成功地运用“粉纱互补互济”的经营策略，把荣氏企业的发展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荣德生憎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又愤恨国民党的统治，与民众一起参加反帝、反封、反官僚运动。解放前夕，荣德生坚决反对企业迁厂外逃，决心留在祖国继续经营企业，和工人们一起护厂迎解放。他为祖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中国工业史上最优秀的工业企业家之一。  李国伟，是荣氏企业中杰出的实业家。他毕业于唐山路矿学院，起初是普通绘图员，但其工作认真勤奋，诚实好学，被荣氏兄弟看中，荣德生把自己女儿荣慕蕴配与他为妻，使其超人的才智、丰富的经营管理策略得以充分发挥。1938年，他不顾丈人荣德生反对，把“申四福五”迁入内地，开始形成自己的“申四福五”系统。内迁企业创造了巨额利润，证明了内迁是成功的。同时，李国伟在内地设分厂解决空袭和电力不足问题。他自制机器，开办建成面粉厂，创办煤矿，用于工业供应；利用纺织废料，开办宏文造纸厂；充分利用设备技术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策略，形成荣氏企业实力重大的派系——申四福五系统。他积极配合荣德生参与企业改革，取得一系列明显成效。此外，李国伟很爱国，又积极支持新中国建设，1951年后他多次向政府提出申请，把一大批外地荣氏企业迁回变成公私合营，实现了他一生中认为最快乐的大愿望。李国伟是中国近代工业企业年轻有为、爱国开明、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  荣鸿元，“大房系统”的领导人，他继承父亲百折不挠、顽强创业的经营品质，克服重重困难，领导着举世瞩目的企业，成为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主持者。  荣尔仁，是荣德生二子，经过专业学习后到公司任领导职务，管理“申二、五”时，改进了企业的技术管理和经营方针。抗战后他经营的“申二”和“申九”高额盈余，还清了战前申新总公司所有债务，在荣氏企业地位日益显要。1946年，他积极在内地筹备企业的恢复工作，拟订了一个一揽子大规模的“大申新”计划，使企业曾出现了一时的战后景气。荣尔仁继承了父辈的经营传统，成了一名优秀的实业家。  荣氏企业以其庞大的规模、雄厚的资金而雄居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史上。它颇具民族代表性，有着与其他民族企业所共有的特点，更有着与其他民族企业所不同的特色，他们正是利用这些经营特点和特色，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发展的。50多年风风雨雨，荣氏企业始终百折不挠、竭尽全力去发展民族企业。荣氏企业发展史是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史的典型，荣氏企业的每一位领导人都是民族企业家的典范。  解放后的荣氏企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开大步走向新生，得到了企业发展的合理保障，抛掉了企业的旧枷锁，从此面目焕然一新。荣氏企业在祖国建设方面给予了更大的支持，企业经过调整改组，相继成为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其中荣毅仁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荣氏家族不仅注重自身的修养，同时也十分注重培养人才。  人才，是每个企业成功及发展的要素。没有一个企业的发展不以人才为重，没有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以人才为本。滚滚金银缔造者最终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荣氏企业系统的实业家，正是以重视企业人才在企业中的地位为经营宗旨而使企业成功发展的。在企业人才利用和发展方面的经营思想，从荣氏兄弟到他们的于婿都是积极的、先进的。荣德生曾把人才看作企业成功的根本、基石，足见其程度非同一般。企业初建，荣氏兄弟深受人才桎梏和刺激，萌发了合理使用人才、开发人才、培养人才的信心与坚定决心。对人才的管理、重视方面，荣宗敬、荣德生、荣鸿元、李国伟等都有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