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廉洁度高原因

1. 新加坡政府廉洁度高原因

新加坡政府廉洁度高原因：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不靠“政党轮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条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第五条国家监察工作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权责对等，严格监督；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宽严相济。

2. 新加坡政府为何能长期廉洁高效?

新加坡经历过腐败猖獗、民怨沸腾的时期,短短几十年内,不仅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而且成功摸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反腐倡廉之道,成为举世公认的廉洁国家。在近年来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新加坡一直位居前五,2010年与新西兰、丹麦并列第一。      新加坡廉洁高效的奥秘何在      最近,我专程到新加坡考察,有几点印象深刻: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而不靠“政党轮替”,廉政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把廉洁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旗帜鲜明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人民行动党领袖反贪污立场坚决、率先垂范,李光耀执政几十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却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      人民行动党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保持廉洁的重要渠道,执政50多年来,始终心系群众、关怀草根,努力做到“不让每一户家庭感到绝望”。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接待日活动、社区基金组织极富特色,规定党的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民、接待群众上访。建立“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为基础教育提供资金和设施;为妇女提供家庭服务,保障其工作权利;为所有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在我们走访的裕泉社区,社区基层组织的党员风雨无阻、深入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如对群众申请的分组屋、孩子读书、找工作、暂缓还贷等“小”事情,都千方百计予以帮助。人民行动党正是以平时的点滴诚心,经营起了一座牢固的民意长城。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大选上台执政至今,是世界上实行多党制选举国家中对国家控制力最强、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      二、文化多元而独尊儒术,为廉政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居多、文化多元的社会,却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治国纲领。李光耀特别推崇儒家文化,第二任总理吴作栋也是儒家文化的积极拥护者,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新加坡把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作为整个社会尊崇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每年开展20多场社会道德教育活动,倡导诚信、廉洁,使崇廉思想从国家意识潜移默化为国民的自觉行动。      与此同时,新加坡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强调以法治国,提出反腐败四项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在新加坡,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行为会被处以重罚,贪污行为作为严重罪行更无容身之地,贪污腐败者难以立足,甚至沦落到“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的境地。据介绍,一位即将退休的博物院院长因收受4万新元被判刑一年,他不仅丧失了全部养老金,妻子也因社会舆论压力而自杀,出狱后生活窘迫,晚景凄凉。      三、机构独立专业而不独断专行,贪污调查局成为反贪先锋。贪污调查局(CPIB)是新加坡独立行使肃贪职能的专门机构,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隶属于总理公署,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官员的地位、身份、权力、薪金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调查局仅有90多人,分为两个部门:行动部和行动与特别支援部,其中行动部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编制。贪污调查局享有特别侦查权、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的查封扣押、监察复制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无证逮捕以及限制转移财产等特殊权力。尽管权力巨大,贪污调查局却独立不独裁,专业不专断,始终无畏无惧、不偏不倚。      一是秉公执法、有罪必罚。对贪污的界定重质不重量,不论数额,一律治罪,“打老虎,也打苍蝇”,既有因受贿200多万新元被查处的,也有因收受2新元贿赂而被判刑的。      二是敢于碰硬、法不容情。对于贪污者,不论职位多高,都要受到严惩,概莫能外。如前房屋发展局主席陈家彦、前环境发展部部长黄循文、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前全国职工总会主席彭由国、前商业调查局局长格林奈等。      三是雷厉风行、精干高效。贪污调查局特别强调效率,把“通过迅速和肯定、坚决但公正的行为取缔贪污罪行”作为使命和宣言,在贪污调查局记录中,办理时间最短的案件从接受报案到移交法院只用了7天。      四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调查局内部管理严厉,对于害群之马绝不姑息,曾有官员参与非法赌马而被清退。      四、廉政立法着眼“抓得到”而非“罚得重”,织就让贪腐行为无隙可钻的制度密网。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刑罚中最高刑为七年监禁,可见其立法严密而不严酷,着眼点在于“抓得到”,而非“罚得重”。      一是法律完备,系统性强。新加坡宪法、行政法律、刑事法律方面都有详细规定,特别是制定了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防止贪污法》,对各级公职人员形成一套严格管理、“步步设防”的约束机制。      二是注重实效,操作性强。如《防止贪污法》特别规定了贿赂推定制度,只要行贿或受贿任何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而对方又提不出相反的证据,贪贿罪即可成立,这就解决了贿赂案件因“一对一”而缺乏旁证、无法定案的难题。      三是连锁惩罚,警示性强。假如公务员贪污受贿,就会被判刑坐牢,开除公职,取消养老金,不能再聘用为公务员,连自办企业都不能当董事,同时犯事公务员的直接领导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这种连锁效应,代价巨大,警示性强,使公务员不敢以身试法、铤而走险。      四是执行严格,约束性强。如前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1986年受到贪污调查局调查指控。尽管李光耀与其私交深厚,但并未因他“劳苦功高、人才难得”而心慈手软。郑章远最后畏罪自杀,留下遗书表示“用自杀来表达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      五、高薪实为揽贤而非专为养廉,打造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许多人认为,新加坡的廉洁是靠高薪养出来的,但新加坡的机构和官员不认同这一说法。首先,新加坡是先有廉政,后有高薪。在实行高薪制之前,新加坡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廉政问题。实行高薪制的主要目的不是养廉,而在于揽才引贤,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到政府任职。第二,高薪是相对的。公职人员的工资与企业家、律师、医生等社会精英相比,并不算高,而且除薪金外不再享有住房、用车等额外待遇。第三,高薪酬与严管理相辅相成。新加坡公务员管理之严举世闻名。比如实施行为跟踪制度,贪污调查局有权对所有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公务员私生活是否正常,是否有嫖赌、出入酒吧的行为,有无暗中与不法团体往来的行为,等等。新加坡通过实行高工薪、高待遇政策,同时辅以严格管理,达到了吸引优秀人才和促进公务员廉洁从政的目的。      借鉴新加坡经验推进广东反腐倡廉建设      新加坡与我国特别是广东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在政党制度、文化习俗等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其廉政建设经验尤为值得学习借鉴。      一、创新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践方式。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弘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不断健全完善服务群众制度。结合创先争优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服务群众中的带头、推动、监督、保证作用。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健全信访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定期接访、及时阅处群众来信,注重分析网络舆情。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涉法涉诉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整顿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作风方面突出问题,加大对干部作风状况的明察暗访工作力度。      二、推进反腐倡廉重大基础性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建设最基础、最核心的环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全面执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开展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市)委书记用人行为试点工作,探索新任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出台公职人员接受礼品制度,规定接受礼品的场合、价值、种类等,明确接受礼品范围之外赠送的报告、上交、返还、购买等程序。2011年集中精力深化公车改革,统一指导推动各地各部门分类型、分步骤力争在两年内完成车改。      三、加快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制度改革。吏治腐败是危害最大的腐败。要提高公务员队伍准入门槛,重点审查道德修养、财务状况和社会关系等。要继续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权改革,坚持民主推荐的基础性,规范推荐程序,尊重推荐结果,做到既充分尊重民意,又注意综合考量。加大对选人用人重大失察失误等问题责任追究力度,让用人失察问责成为一种常态。加快和扩大“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的范围;明年将集中一段时间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及买官卖官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强化对人事任免事项的党内巡视考评力度。要对各级“一把手”实施有效监督,建立一批能够直指问题要害的刚性、管用和可行的制度规范,加强对领导干部生活圈和社交圈的监督。      四、提高发现腐败概率和打击精准度。制止犯罪不在于法律是否严厉,而在于犯罪者被发现、被处罚的概率是否高。要规范受理申诉或举报程序,对举报的受理、移送、查处、答复等程序以及每个程序的时限作出规定。充分发挥网络揭露腐败、强化监督的作用,完善网络举报法规制度建设,健全网络举报受理机制,完善线索运用和反馈制度。推动贪污举报人和证人保护的国家立法,对重大案件的举报人实行保护计划。建立反腐咨询制度,设立专职对群众行使反腐败民主权利的咨询指导机构,建立对社会团体机构提供反腐咨询指导服务的补贴支助制度,设立奖励举报基金,对突破重大案件有功的署名举报人进行重奖。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打击力度,实行受贿行贿同罪同罚,加大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      五、建设廉洁高效、具有较高权威的监督体系。一支廉洁高效、相对独立的队伍是反腐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要按照教育、惩治、预防、监督等基本职能调整力量,整合资源,优化机构设置,确保一半以上人员参加办案。整合各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形成由同级党委统一领导,同级纪委统一指挥,按干部任免权限行使办案管辖权,分区域、分行业的集中办案工作机制。在双重领导体制的前提下,强化上级纪委的垂直领导,地方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提名,上级党委决定任命。紧密围绕信访举报处置权、案件检查权、案件定性量纪权、纠风执法和效能监察权、干部选拔任用权等,建立健全纪检监察权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六、打造廉洁诚信社会文化。廉洁的社会文化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支撑。科学制定教育策略方针,规范对反腐倡廉党纪条规的定期宣传,防止反腐倡廉教育简单化庸俗化。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党员干部,实施分类教育,采取启发式、互动式和动态立体的高科技手段等开展教育,解决要求的统一性与个体的差异性之间的矛盾。深度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培育以诚信、务实、创新、高效等为内核的具有鲜明广东特色的人文精神。要注重发挥社会秩序规范建设对实现持续廉洁的重要作用,大力培养公民意识、诚信意识、法治意识,让秩序、廉洁、诚信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价值取向。

3. 新加坡为什么能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

瑞士洛桑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败并赢得举世赞誉，前总理、现任资政李光耀当政期间治腐有方功不可没。
李光耀位居新加坡总理之职31年（1959-1990年），下决心以法治国。他有自己的反腐败“四项基本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李光耀多次说，我是政府总理，我可以造就出许多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我自己绝不能成为富翁。李光耀说：“除非你身体力行，否则便无法维持这种社会。”
李光耀说过，他可能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理。这话想来是指仅靠工薪的意思，没有任何的工资外“好处”和油水。李光耀没有自己的公务车，车子是自己掏钱买的，是标准的“私车公用”，买得起马还要配得起鞍，汽油费、维修费、冲洗费等等一切开销全是掏自己的腰包。住房必须自己掏钱买，没有什么官邸“公房”供官员使用，爱住多大全由自己掏多少钱决定，而不是官职的大小，李光耀带头住自己的私房，也就没有什么人好意思占用公房作官邸了。对于一些应酬活动，也不是放开肚子就可以猛吃的事，一切都有限制。国务活动或参加国际会议需要出国，费用有严格的规定，当事人只能领取最低的津贴，没有可能借机找借口找由头只要能开到发票就可以胡乱报销的“好事”，不可能趁机捞一把。国内的接待、会议、庆典，以及陪同来访的外国首脑或代表团参观观光，费用也防病量从俭，有一套严格而公开的财务制度，谁也别想从中揩油。所有庆典，礼仪简单明了，不搞铺张浪费那一套，不搞繁文缛节，决不允许官员到处题字、剪彩，更不准以此为由收受红包。官员不得向下级单位或所管辖的企业“借钱”，也不能暗示自己短缺什么需要什么，也不能也任何方式向下级单位要钱。
李光耀上下班自己提着公文包，他平时喜欢白衬衫白长裤，这并不是因为新加坡太热，而是因为白色象征着纯洁，这也是他对新加坡公务员一贯的严格要求：廉洁。他说：“如果我们允许你们把手放进别人放钱的抽屉里，那么，我们就全完了。”李光耀为政伊始，就把亲人召集开会，告诫他们不要产生攀龙附凤、趁机捞好处的想法，“从今以后不应该指望从我这里得到特殊照顾，你们应该完全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来对待自己。”他自己至今还住在父母的旧宅院里，他的官邸只有政府酬酢之时才启用。上梁正，才能镇下梁，李光耀对贪污腐败的惩处是严厉的。一些大官，如新加坡前国防部政务部长、前总统蒂凡等，都是在廉政的铁壁前碰破了头，丢了官。
李光耀惩治腐败立足于从根本上挖除腐败的念头和借口，这就是对定罪依据注重于看质，而不是量，主要依据的是“是否贪污受贿”，而不是“贪污受贿多少”。世界上许多国家往往把“数量”作为判断是否贪污受贿的标准，这就使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受贿与一般馈赠、贪污与多吃多占等界限模糊，使许多人能够找到借口逍遥法外。结果，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腐败和贪污行为借此而滋生滋长，没有办法连根拔出。李光耀从政自始，就下定决心要在新加坡割除“东南亚之癌”，决不允许腐败分子在新加坡横行霸道，鱼肉人民。对贪污腐败，主要依据不是“数量多少”，而应该是“是否有这种行为”。李光耀支持一点，就是所有任公职的人，特别是手中有权的官员，绝对不能接受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不属于自己的钱物，否则就触犯了法律。所以，公务人员受贿一盒香烟、接受家庭主妇几块钱小费等“微不足道”的事，在新加坡都要受到难以置信的严厉制裁。
对于行贿和受贿，李光耀认为应该严惩的首先是受贿者，这个本末不能倒置。贪污腐败的主体是社会的当权者，他们手中有权或居于“受人求”的地位，才具备了腐败的条件和可能。一旦他们无视宪法和法律或“刑不上大夫”而使他们得到纵容包庇，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必然滋生和蔓延腐败。至于行贿者以及为腐败者提供条件者，虽然也有不可宽恕的罪行，但不是构成腐败的主要方面，如果为官清廉、贪污腐败也就无从滋生，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要惩治腐败，首先是治吏，依法治吏，重刑准备，防范在先。
新加坡立国的第二年，国会通过了《反贪污法》，该法给成立于1952年的贪污调查局权力加码，该局直接隶属于总理领导，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逮捕证逮捕任何涉嫌贪污腐败的人，还可以逮捕任何受到指控或被怀疑违反《反贪污法》的人，无须公诉人的命令，可以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特别权力，行使警方特别调查的权力，有权入屋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款、赃物的任何钱财或物品，有权进入各部门和机构，要求任何人提供所需的内部资料，有权要求涉嫌者说明财产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可以提交法庭审判。
对于集团犯罪，李光耀毫不手软，采取的是“一窝端”的办法。1970年至1971年期间，交通警察集体收受运输公司的贿赂，定期收受运输公司的钱，权钱交易是有目的的，当运输公司有违反交通法规的事发生时，交通警察眼开眼闭，一放了之。交警拿到贿金后平分中饱私囊。贪污调查局接手这个案子后，严惩了所有的罪犯，将这个贪污集团连根拔除。新加坡政府决心大，手段灵活，查处严厉，任何腐败案子只要一抬头，就迅速打击，在30多年间，新加坡没有什么集团性的大案要案发生过。
权钱交易，很普通的一个方面是体现在用人的腐败上，也就是花钱买官，这是最可恶的腐败。新加坡的公务员不可能由哪个头儿说了算，想提拔谁就是谁，而是有一套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每一个想成为公务员的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和体检，没有任何后门可走。
新加坡对公务员的品德特别强调。对他们的私生活管理得严而又严，日常交往的人员、家庭情况、个人兴趣爱好、个人有没有不良嗜好，如吸毒、嫖娼等行为，这种审查不是形式主义走过场的，而是滴水不漏的。李光耀认为，有不良嗜好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不仅影响政府形象，而且他们一旦有条件，就会萌发心术不正贪污腐败，容易走上邪路，所以从严审查“第一关”必须搞好，这是防止腐败的有效办法。
公务员必须是透明人。新加坡还有一绝就是公务员的品德考核制度。“紧逼盯人”，把监督实施在分分秒秒之中。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日记本编印好页次和年月日，每一页由公务员本人在其主管官员面前当面书写其宣誓书，保证其所记的内容均为事实，没有诳语，如果有虚假或不符合事实的记载，愿意受严厉的处分。公务员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不得遗失，不准乱丢乱放，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在办公时间内，如果家属亲友来访，要详细记录来访者姓名和来访来由。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公务员每周一上班时，要将日记本送交主管官员签字检查，完毕后发还，如果主管官员认为日记本有疑点，要将该日记本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如果贪污调查局通过其它渠道了解并认为此人有贪污行为，该主管官员就以知情不报、察情不严的罪责一并处罚。
对公务人员还实行行踪跟踪制。由国家贪污调查局等单位以及广大民众共同配合执行，对所有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尤其是新任公职的公务员，暗中派人跟踪，明察暗访他们的日常行动，看他们的私生活是怎样的？是否有嫖娼和赌博的行为，是否出入酒吧，有没有暗中与不法团伙来往，如果发现有劣迹，马上会派人秘密摄影，当事人在事实面前束手就擒，等待处罚。行为跟踪制度是一项极具震慑性的防腐防贪制度，对于任何想贪污腐败的人来说，到处都是探视镜头，到处都是天罗地网。
贪污腐败分子之所以猖狂，是因为他们的工薪收入与巨额赃款的落差，使他们敢于冒险，豁出去一搏。特别是临退休前狠捞一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即“59岁现象”。李光耀要用积极的办法使人们不敢“豁出去”，公积金制度是他的锦囊妙计。在职公职人员每月工资的40%为公积金，存在银行里等退休后才能支取。这个40%自己只在工资中克扣22%，还有18%由国家补贴，也就是说，国家除了每月发放工资，还要在公积金中补贴工资总额的18%。一个公务员如果从20多岁参加工作，到退休时将会有一笔数目巨大的公积金可以支取，多则几十万，少则十多万，足够保证过一种吃穿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央公积金是扎实而可靠的保障既是福利，又是一种廉洁抵押，对于胆敢贪赃枉法的人来说，公积金是惩罚的筹码，贪污腐败者被法律宣判后，他的全部公积金将被没收，上缴国库。
李光耀不搞唯精神论，也不搞唯物质论，他能把物质和精神直辖市得恰到好处，形成新加坡积极的反腐手段。政府每年都统计出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表，然后予以平衡，不让政府部门平均工资水平低于私营企业，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在整个新加坡社会中是高居前位的，高级公务员月薪是社会一般水平的10倍以上，与一些社会精英部门相比，如商界、律师界、医疗界等等，工资的绝对值还是比不过的。所以，李光耀一方面运作高薪，一方面依然也强调奉献精神，倡导担任公务公职的人应该作出一些牺牲。原律政部长巴克是私人律师，每月收入是他当部长的3倍，当时公务员工资还比较低，他感到难以养家供孩子上学。因此，他不得不向李光耀提出辞呈，想回去干老本行。李光耀没有同意，与他深谈，然后又替他加薪一倍，巴克得以留任。现在新加坡的最高级领导人王鼎昌、昊作栋等人，在担任公职前都曾是私人机构的高级职员，有着巨额收入，现在的工资不能同日而语。李光耀经常要求公务员做到“大公无私”，要“在简朴的生活环境中为千秋大业作出伟大贡献。”

4. 新加坡廉洁政府的构建需要从什么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育倡廉。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个成功经验，是加强廉政教育、培养廉政意识。新加坡的廉政教育主要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注重道德品行教育。新加坡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非常注重对公职人员和普通百姓进行儒家思想道德的教育，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全体国民的基本行为规范，从而告诉人们：什么是错的，应当受罚；什么是对的，应当发扬。此外，每年都对公职人员进行“公共价值体系”的教育，每年都在公职人员中开展“礼貌月”活动。
二是注重廉政意识教育。反复强调“廉是立国之本、清是当政之根”，“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奉献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一再告诫公职人员要从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廉政问题，并坚持自行约束、洁身自爱，做一个献身国家、诚实可靠的公仆。在教育中，既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讲廉政的“大道理”，又从家庭和个人的角度讲廉政的“小道理”；既进行正面教育，又进行警示教育，尤其注意通过警示教育使公职人员人们明白贪腐给家庭和个人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产生恐惧感；既向官员灌输反贪污意识，又帮助官员如何认清贪污陷井、怎样避免贪污行为。
三是注重分层分类教育。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有的放矢地开展廉政教育。从教育内容上看，对公职人员主要是进行遵守职业道德和法规制度的教育，对普通公民主要是进行反腐防腐意识和举报贪腐行为的教育。

5. 新加坡为什么能成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

瑞士洛桑发布的报告也显示，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治住腐败并赢得举世赞誉，前总理、现任资政李光耀当政期间治腐有方功不可没。
李光耀位居新加坡总理之职31年（1959-1990年），下决心以法治国。他有自己的反腐败“四项基本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
李光耀多次说，我是政府总理，我可以造就出许多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但我自己绝不能成为富翁。李光耀说：“除非你身体力行，否则便无法维持这种社会。”
李光耀说过，他可能是世界上最穷的总理。这话想来是指仅靠工薪的意思，没有任何的工资外“好处”和油水。李光耀没有自己的公务车，车子是自己掏钱买的，是标准的“私车公用”，买得起马还要配得起鞍，汽油费、维修费、冲洗费等等一切开销全是掏自己的腰包。住房必须自己掏钱买，没有什么官邸“公房”供官员使用，爱住多大全由自己掏多少钱决定，而不是官职的大小，李光耀带头住自己的私房，也就没有什么人好意思占用公房作官邸了。对于一些应酬活动，也不是放开肚子就可以猛吃的事，一切都有限制。国务活动或参加国际会议需要出国，费用有严格的规定，当事人只能领取最低的津贴，没有可能借机找借口找由头只要能开到发票就可以胡乱报销的“好事”，不可能趁机捞一把。国内的接待、会议、庆典，以及陪同来访的外国首脑或代表团参观观光，费用也防病量从俭，有一套严格而公开的财务制度，谁也别想从中揩油。所有庆典，礼仪简单明了，不搞铺张浪费那一套，不搞繁文缛节，决不允许官员到处题字、剪彩，更不准以此为由收受红包。官员不得向下级单位或所管辖的企业“借钱”，也不能暗示自己短缺什么需要什么，也不能也任何方式向下级单位要钱。
李光耀上下班自己提着公文包，他平时喜欢白衬衫白长裤，这并不是因为新加坡太热，而是因为白色象征着纯洁，这也是他对新加坡公务员一贯的严格要求：廉洁。他说：“如果我们允许你们把手放进别人放钱的抽屉里，那么，我们就全完了。”李光耀为政伊始，就把亲人召集开会，告诫他们不要产生攀龙附凤、趁机捞好处的想法，“从今以后不应该指望从我这里得到特殊照顾，你们应该完全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来对待自己。”他自己至今还住在父母的旧宅院里，他的官邸只有政府酬酢之时才启用。上梁正，才能镇下梁，李光耀对贪污腐败的惩处是严厉的。一些大官，如新加坡前国防部政务部长、前总统蒂凡等，都是在廉政的铁壁前碰破了头，丢了官。
李光耀惩治腐败立足于从根本上挖除腐败的念头和借口，这就是对定罪依据注重于看质，而不是量，主要依据的是“是否贪污受贿”，而不是“贪污受贿多少”。世界上许多国家往往把“数量”作为判断是否贪污受贿的标准，这就使受贿罪与一般受贿行为、受贿与一般馈赠、贪污与多吃多占等界限模糊，使许多人能够找到借口逍遥法外。结果，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腐败和贪污行为借此而滋生滋长，没有办法连根拔出。李光耀从政自始，就下定决心要在新加坡割除“东南亚之癌”，决不允许腐败分子在新加坡横行霸道，鱼肉人民。对贪污腐败，主要依据不是“数量多少”，而应该是“是否有这种行为”。李光耀支持一点，就是所有任公职的人，特别是手中有权的官员，绝对不能接受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不属于自己的钱物，否则就触犯了法律。所以，公务人员受贿一盒香烟、接受家庭主妇几块钱小费等“微不足道”的事，在新加坡都要受到难以置信的严厉制裁。
对于行贿和受贿，李光耀认为应该严惩的首先是受贿者，这个本末不能倒置。贪污腐败的主体是社会的当权者，他们手中有权或居于“受人求”的地位，才具备了腐败的条件和可能。一旦他们无视宪法和法律或“刑不上大夫”而使他们得到纵容包庇，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必然滋生和蔓延腐败。至于行贿者以及为腐败者提供条件者，虽然也有不可宽恕的罪行，但不是构成腐败的主要方面，如果为官清廉、贪污腐败也就无从滋生，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所以，要惩治腐败，首先是治吏，依法治吏，重刑准备，防范在先。
新加坡立国的第二年，国会通过了《反贪污法》，该法给成立于1952年的贪污调查局权力加码，该局直接隶属于总理领导，向总理负责。贪污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逮捕证逮捕任何涉嫌贪污腐败的人，还可以逮捕任何受到指控或被怀疑违反《反贪污法》的人，无须公诉人的命令，可以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特别权力，行使警方特别调查的权力，有权入屋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款、赃物的任何钱财或物品，有权进入各部门和机构，要求任何人提供所需的内部资料，有权要求涉嫌者说明财产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可以提交法庭审判。
对于集团犯罪，李光耀毫不手软，采取的是“一窝端”的办法。1970年至1971年期间，交通警察集体收受运输公司的贿赂，定期收受运输公司的钱，权钱交易是有目的的，当运输公司有违反交通法规的事发生时，交通警察眼开眼闭，一放了之。交警拿到贿金后平分中饱私囊。贪污调查局接手这个案子后，严惩了所有的罪犯，将这个贪污集团连根拔除。新加坡政府决心大，手段灵活，查处严厉，任何腐败案子只要一抬头，就迅速打击，在30多年间，新加坡没有什么集团性的大案要案发生过。
权钱交易，很普通的一个方面是体现在用人的腐败上，也就是花钱买官，这是最可恶的腐败。新加坡的公务员不可能由哪个头儿说了算，想提拔谁就是谁，而是有一套严格的选拔任用制度。每一个想成为公务员的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和体检，没有任何后门可走。
新加坡对公务员的品德特别强调。对他们的私生活管理得严而又严，日常交往的人员、家庭情况、个人兴趣爱好、个人有没有不良嗜好，如吸毒、嫖娼等行为，这种审查不是形式主义走过场的，而是滴水不漏的。李光耀认为，有不良嗜好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不仅影响政府形象，而且他们一旦有条件，就会萌发心术不正贪污腐败，容易走上邪路，所以从严审查“第一关”必须搞好，这是防止腐败的有效办法。
公务员必须是透明人。新加坡还有一绝就是公务员的品德考核制度。“紧逼盯人”，把监督实施在分分秒秒之中。政府每年发给公务员一本日记本，日记本编印好页次和年月日，每一页由公务员本人在其主管官员面前当面书写其宣誓书，保证其所记的内容均为事实，没有诳语，如果有虚假或不符合事实的记载，愿意受严厉的处分。公务员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不得遗失，不准乱丢乱放，随时将自己的活动记载下来。在办公时间内，如果家属亲友来访，要详细记录来访者姓名和来访来由。日记本定期接受检查，公务员每周一上班时，要将日记本送交主管官员签字检查，完毕后发还，如果主管官员认为日记本有疑点，要将该日记本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如果贪污调查局通过其它渠道了解并认为此人有贪污行为，该主管官员就以知情不报、察情不严的罪责一并处罚。
对公务人员还实行行踪跟踪制。由国家贪污调查局等单位以及广大民众共同配合执行，对所有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尤其是新任公职的公务员，暗中派人跟踪，明察暗访他们的日常行动，看他们的私生活是怎样的？是否有嫖娼和赌博的行为，是否出入酒吧，有没有暗中与不法团伙来往，如果发现有劣迹，马上会派人秘密摄影，当事人在事实面前束手就擒，等待处罚。行为跟踪制度是一项极具震慑性的防腐防贪制度，对于任何想贪污腐败的人来说，到处都是探视镜头，到处都是天罗地网。
贪污腐败分子之所以猖狂，是因为他们的工薪收入与巨额赃款的落差，使他们敢于冒险，豁出去一搏。特别是临退休前狠捞一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即“59岁现象”。李光耀要用积极的办法使人们不敢“豁出去”，公积金制度是他的锦囊妙计。在职公职人员每月工资的40%为公积金，存在银行里等退休后才能支取。这个40%自己只在工资中克扣22%，还有18%由国家补贴，也就是说，国家除了每月发放工资，还要在公积金中补贴工资总额的18%。一个公务员如果从20多岁参加工作，到退休时将会有一笔数目巨大的公积金可以支取，多则几十万，少则十多万，足够保证过一种吃穿不愁，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央公积金是扎实而可靠的保障既是福利，又是一种廉洁抵押，对于胆敢贪赃枉法的人来说，公积金是惩罚的筹码，贪污腐败者被法律宣判后，他的全部公积金将被没收，上缴国库。
李光耀不搞唯精神论，也不搞唯物质论，他能把物质和精神直辖市得恰到好处，形成新加坡积极的反腐手段。政府每年都统计出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表，然后予以平衡，不让政府部门平均工资水平低于私营企业，政府部门的工资水平在整个新加坡社会中是高居前位的，高级公务员月薪是社会一般水平的10倍以上，与一些社会精英部门相比，如商界、律师界、医疗界等等，工资的绝对值还是比不过的。所以，李光耀一方面运作高薪，一方面依然也强调奉献精神，倡导担任公务公职的人应该作出一些牺牲。原律政部长巴克是私人律师，每月收入是他当部长的3倍，当时公务员工资还比较低，他感到难以养家供孩子上学。因此，他不得不向李光耀提出辞呈，想回去干老本行。李光耀没有同意，与他深谈，然后又替他加薪一倍，巴克得以留任。现在新加坡的最高级领导人王鼎昌、昊作栋等人，在担任公职前都曾是私人机构的高级职员，有着巨额收入，现在的工资不能同日而语。李光耀经常要求公务员做到“大公无私”，要“在简朴的生活环境中为千秋大业作出伟大贡献。”

6. 为什么新加坡清廉指数高

1）高薪养廉，比如，新加坡的总理是世界上工资最高的。

2）法律打击力度：新加坡对于贪污的打击力度特别大，一般人受不了。除了鞭刑，还要把新闻加照片在新加坡的报纸上面发表，本来地方就小，犯个罪差不多就臭名远扬了。

7. 新加坡官员高薪是为了养廉吗

按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说法新加坡高薪政策目的在于养廉；但实际上能够享受高新养廉的政府官员人数很少，只有顶层的几十人而已。年薪在100万新元以上的公务员只有30名左右，与之相比，新加坡中级官员为10多万新元，而低级官员不过八、九万新元,与企业相比并无太大差距。所谓高薪养廉不过是顶层官员高薪，不具有普遍代表性。